光伏电站投资的战略、战术都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

在政治体制的架构上，新宪法更符合权力运行的特点，在立法权上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行政权上则强调效率的价值，而在司法权上更强调它的宪政功能。

但是，这样一种成熟过程不是一次制宪权的动用就可以完成的。专制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在统治上也是不经济和不理性的，一个具有理性自觉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承受此种自我耗竭式的统治模式的，不仅心理上不接受，物质上也无法长期支撑。

高：把我学术研究中的宪政演化论与保守改良主义历史观进行勾连，是有意义的。所以，通过三十年的充分的制度实践和价值创造，八二宪法及其内蕴的改革精神已经初步将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纳入其中，为长期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理论与宪政体制的结构性成熟定型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甚至为包括大陆、港澳台在内的完整中国的政治统一和宪制成熟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实践基础。1988年修正案解决了土地市场化的问题。我还是关心八二宪法的宏观结构，刚才谈过了，社会基础的成长很重要，但宏观结构也不能轻视，也很关键，甚至影响到宪政的社会基础能否获得有效保障的问题。这个双重代表制显然不是一种稳定的代表制结构，也不是我所谓的成熟的代议制。

田：是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提出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三峡论，目前离其终期还有三十年。我尽管在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专题性研究中批评了孙中山的革命激进主义，但对于他的宪政阶段论还是积极评价的。当然，这部分真实性研究是多种学科的交汇领域，那种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会受到挤压，但政治宪法学却大有可为，因为政治宪法学既关注政治（诸如制宪权）又关注宪法，这样，一方面能够为目前的中国政治研究贡献宪法维度，另一方面也能为常态的规范宪法学的研究贡献政治的视角，最终达到政治与宪法的融合。

虽然方法与方法论在宪法学研究中作用巨大，因为没有恰当的研究方法，就会极大地影响问题的研究效果，缺少方法论的自觉，也会使得问题阐述凌乱从而导致论证逻辑性的丧失。这里仅是将其作为宪法生活中的个案性解释事实而已。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细化。对体的区隔，首先体现在中外（尤其是中西）宪法研究主题的分离，分离的原因是现在的杂糅。

所以，应该运用宪法原理来讲授中国宪法。[55]详见林曦：《情理：变通型正义观理论建构初论》，载于邓正来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所谓假，或许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假定，是一种便宜的考虑，也就会有各种功利性因素参与其间，这也就是所谓的外部观察，这样的教义学态度必然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面对中国的利维坦时刻，用政治宪政主义之手来摘取司法宪政主义之果，这个宪政主义逻辑才是一个优良的政治与法律的逻辑，才是中华民族复兴之制度前提。关于中国宪法学的体与用的争论与讨论是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体与用问题的一个部分，这种争论与讨论既反映了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多样化趋势，也显现出中国宪法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对此，许章润教授的判定或许具有启发性：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和维权政治，既为日常政治准备了条件，也就是在为从训政过渡到宪政预做准备，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日常政治的表象与原因。

[26]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知识——文化法学在丰满中国法学的学术羽毛的同时，却使法学与法治实践渐次远离。也可参见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5]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第三，比较宪法学的研究还处于低水平的罗列状态。韩秀义：《文本?结构?权能：人民政协之特质透视与发展前瞻》，载于《东吴法学》2010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对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转型，笔者概括为以体拓用，其基本意涵大致为：第一，从方法论偏好向问题偏好的转型。所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从知识之学向思想之学的转型，就不仅仅是研究范式的改变，更是对实践的积极回应。

[17]参见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宪法基础理论词条，第506页。区分宪法学研究中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如果研究者仅仅处于知识之学的层次，就没有资格对相关问题尤其是本国问题提出或设计种类繁多的解决对策，而只有研究者上升到思想之学的层次，才有资格谋划问题的解决之道。喻中博士对政治习惯法的描述[22]、强世功博士对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23]的发现以及封丽霞博士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联合发文[24]的归总当属此列。前者是有关规范宪法学本体问题，后者是规范宪法学存在的宏观场域问题。因此，这种比附与就是外部的、知识性的，而不是内在的、思想性的。实际上，政治宪法学与宪法社会学都能够对规范宪法学有所贡献：政治宪法学是在解决规范宪法学发挥作用的现实与学理的基础与前提，或者说，政治宪法学试图通过解决非常政治中的政治与宪法的良性关系从而为日常政治奠定基础，在日常政治的基础上，规范宪法学才能从容地以其宪法解释的智慧与方法来框范各类宪法关系主体的各种行为边界，在谨守宪法规范的基础上，各类宪法关系主体也才能自由地安顿其生命的伦理价值与意义。

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宪法解释学对于中国宪法文本的解释还是有选择的，或者说，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了切割式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而对中国宪法序言与宪法总纲的文本解释还显匮乏，这样就不能形成关于中国宪法文本的整全性知识，笔者将这种状况称之为碎片化研究。这就是笔者对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与用的学术决断，而这种决断是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确立与用的选择为宏阔背景所做出的。

中国宪法学者有义务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这种真实首先是一种生活的、经验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存在论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不过是对思想的记录，是死的，即便读书再多，学富五车，没有思想也只能是两脚书柜。

对于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决断，笔者依然围绕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与之用两个层面展开，其间，也将对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做出简要评论。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以宪法为关键词搜索，到2011年12月30日，共有宪法学术论文61049篇，而研究发展中国家宪法的论文只有52篇，其中，有关印尼的4篇、泰国的21篇、越南的2篇、朝鲜的2篇、以色列的1篇、埃及的6篇、巴基斯坦的4篇、古巴的2篇、巴西的10篇。

缺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重庆模式不符合中国宪法学者所熟悉与依赖的知识标准与价值原理，但它毕竟真实地发生在中国大地，毕竟是以行动体现了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相关内容，缺席甚至无视恐怕就是一种短视，这种短视是由宪法知识之学的封闭所造成的，而如果秉持宪法的思想之学，就会对相应的实践或行动高度敏感与敏锐，就会对这样的实践或行动做出思想性与规范性评价，也因此会为中国宪法学研究注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素材，会为所谓的规范性证成提供某种契机与可能。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或许恰恰说明了体的单薄。[53]详见支振峰：《驯化法律：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296页。[16]蔡枢衡：《中国法学与法学教育》，载于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汪祥胜：《政治宪法学的中国式表达》，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在这些学者解释中，往往将宪法同《圣经》等宗教典籍相提并论，这种比附可能适合于宗教信仰坚定的人群或种族，因为其中有内在的超验体认作为保证，但对于将现世与来世混为一体并且更重视俗世生活的大部分中国人而言，也许并不恰当。

第四，针对研究意义的悲观主义，要努力开拓宪法学研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其中最为关键的仍是推动宪法的活性化。对于中国法学研究总体而言，关于理念、方法与进路的讨论甚多，但对中国法治建设目标的规划却付之阙如，[37]中国宪法研究中也缺乏关于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提炼与设定，这实际上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重大缺失，也正因为存在着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空白，才使得中国宪法学界对于晚近思想文化学界所发生的关于儒家宪政主义的争论无力做出回应，也不能做出中国宪法学者应有的学术贡献。

[37]可参见蒋立山：《法治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之所以需要规划，是因为此在有千般问题、万种困境，从而需要通过规划达致问题与困境获得纾解或化解的彼在。

然而，中国宪法学者在对重庆模式的讨论中却严重缺席。[33]参见郑磊：《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简析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根本分歧》，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但目前的情况是，留学回国的学者依据国外的宪法学知识或凭借对国外某个（些）宪法学者思想的偏好径直就中国宪法及学术研究说三道四，以致于出现了如蔡枢衡先生早在1947年就曾发出感喟的局面：今日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但法理学者比如周旺生教授已经对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做出了相对严格的区分与解释（可参见周旺生、朱苏力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理学立法学法律社会学》，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和分类类下的相关词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当下中国，转型历史正在爬坡，需要的是助力推一把。[27]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5页。[8]刘海波：《政体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这种情形或许可以说明对发展中国家宪法研究的薄弱甚至空白。达玛什卡以政府的组织结构为视角，将权力组织区分为科层式理想型与协作式理想型两种，这样就获得了科层型官僚制下的法律程序与协作型官僚制下的法律程序。